自由与面包

亚洲神话的破灭与亚洲价值观

摘要

西方学术界对所谓的“亚洲奇迹”普遍的共识是——其为西方经济学中要素增长模型的结果，但是在东方学术界，更为广泛认可的是东方社会特有的文化。本文试图从西方经济学与东方价值观的视角，分析亚洲文化的得失，思考我们自身的福祉。

关键词： 亚洲价值观 亚洲奇迹 亚洲金融 亚洲民主

一、亚洲的奇迹
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，韩国、新加坡、台湾和香港先后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，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，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。所谓“东亚模式”引起全世界关注，它们也因此被称为“亚洲四小龙”。21世纪以来，中国经济也快速成长，俨然已经有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势头。这样的奇迹令西方世界不得不重新思考东方价值的意义。历史上西方世界对东方价值的认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：文艺复兴时期对西方文化在东方文化中根源的探寻、启蒙运动时期对东方文化的批判、19世纪之后对东方文化的系统性认识，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东方，尤其是中国的落后，根源于东方文化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。

回顾历史，我们不难发现，这样的认识的确是和东西方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密切相关的。西方经济、文化真正的崛起大约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，而历史学界公认的西方经济超越东方经济的转折点是新航路的开辟。西方经济的崛起得益于商品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崛起，而恰恰在东方，资本主义面对的是来自文化的巨大阻碍。

因此近代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国际话语权由西方主导，建立在其经济实力上，逐渐形成了东方文化落后的观点，又由于社会主义于资本主义的对立，西方开始探讨社会主义，比如德国社会学家魏特夫在马克思论述的基础上，提出了东方“水利社会”的概念，对西方世界早已形成的“东方专制主义”概念，做了系统的探讨。

20世纪，民主政治成为西方话语主流，甚至，西方民主已经拓展到东亚社会，主要的代表是韩国和台湾地区（事实上我认为如日本那样的国家，或许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已经算是半个西的国家了，所以在亚洲崛起的讨论中意义不是太大）这无疑是西方民主的一大胜利。苏联解体，东欧剧变，西方普遍认为冷战的结束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，甚至在1988年日裔美籍学者法兰西斯·福山已经提出了“历史终结论"2，即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，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。同时西方也认为，要走出落后和亚洲价值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，就要抛弃亚洲价值，接受西方价值及其建立在西方价值之上的各种社会、政治、经济和文化制度3。

虽然，亚洲国家也在尽力寻求国际社会的话语权，但是，在极尽功利主义的国际社会中，唯有经济实力才能够主导国际话语权。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巨大经济成就，能够引起如此大的反响，因为它们打破了西方长期以来对东方文明地偏见。

经济上的成功促成了这些社会文化自信的复苏，使得人们相信自己所拥有的价值观，也能创造西方曾经创造过的奇迹。一些亚洲政治领袖，如李光耀、马哈迪等顺势提出“亚洲价值”说，以挑战西方自由主义4。然而，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，亚洲经济的神话破灭，我们看到了亚洲金融危机，也看到了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灭。

亚洲价值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，那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21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。2008年金融危机打破了福山的“历史终结论”，人们再次反思，究竟是奉行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错了呢，还是东方“专制主义”的胜利？

二、亚洲价值观
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被西方人称为“新儒学之父”，“亚洲价值最雄辩的发言人”。他曾说：“西方人相信只要有一个好的政府制度，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，东方人是不相信的。东方人相信个人离不开家庭，家庭属于家族，家族又延伸到朋友和社会。政府不想给一个人以家庭所能给他的东西。在西方，特别是第二次大战后，政府被认为可以对个人完成过去由家庭完成的任务。这种情况鼓励了单亲家庭的出现，因为政府被认为可以代替父亲，这是我这个东亚人所厌恶的。家庭是久经考验的规范，是建立社会的砖瓦。”5也就是说，东亚社会是以家庭作为发展的社会结构基础，然后个人再去努力地工作，节俭地生活。在治水文明的历史变迁中，家庭、家族、氏族为个人提供了生存之舟，虽然严酷的农耕环境一去不复返，但这套家族本位制却沿袭了下来。李光耀的论述中家庭这一元素成为了“亚洲价值观” 的核心，同时政府也被赋予很大的权力，新加坡政府实际也正是这样做的。

这样的价值观无疑是与西方主流价值观——个人的自由、公民的权利大大抵触的。再看现实，东亚某国不就正因如此常年受到西方国家批评吗？网络管制、舆论管制、甚至满街头的摄像头也是西方媒体职责的对象，更不用提特殊的选举制度与党派制度，以至于被刻上了“东方专制”的标签。

三、金融危机之下
保罗·克鲁德曼在其1994年的论文《亚洲奇迹之谜》6中表示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与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一样，过多依赖大规模的劳动力和大量资金投入（要素增长理论），而非依赖技术进步以获取经济增长（内生增长理论）。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无疑印证了克鲁德曼的预言。在金融危机之前，亚洲经济模式下的主要融资方是政府主导下的间接融资（正如李光耀所说的政府爸爸），在此背景下，企业为了获取资金，必须通过政府官员向银行施压，这样带来的是三个后果：政府腐败、银行大量坏账、货币政策失灵，最终导致危机爆发。

再看中国，我们无疑与其他东亚国家有着同样的特点——儒家文化下的政府统制至上思想，改革开放前发展经济靠计划，改革开放后政府仍然影响力巨大——大量的国有企业、特殊的土地政策等，以至于近些年一些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。

当然，这并不是希望否定我们的制度，我能够轻易找到一些中国优秀而又独特的制度安排，至少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的腾飞，至少我看看到中国挺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，至少我们看到了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初有成效。虽然中国存在制度缺陷，但是我门面能够看到它在改进7：

1. 经济到目前为止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运行，但是公有制企业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中，我们看到了市场越来越大的作用。
2. 金融体系在不断完善。或许是因为金融系统建设的起步时间晚，中国金融体系相比美国之类的西方国家仍是脆弱的，因而政府的强势参与起到了稳定作用，我们可以参考亚洲金融危机下的香港，或许是个特例，但是我们能看到强势的政府参与也有可能是有意义的。随着制度的完善，政府也在逐步降低其对金融市场的干预，比如外汇流出的限制就在放宽。

我们仍然相信，这样的改革之路必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，因为本质上，我们仍将坚持“亚洲的价值观”——相信政府的力量。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悲剧在于政府的过度干预，因此我们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。西方推崇的是小政府大市场，但是我们能看到缺少政府后市场的失灵——以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为例——缺少监管的结果是大量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的产生，所以至少在金融领域，我们看到美国政府是在不断加强干预的，所谓小政府已不复存在，福山的“历史终结论此刻饱受批评。，用《纽约时报》2011年报导的话来说，2007年–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对弗朗西斯·福山的主张造成严重打击：“在全球对现有政治的信任度迅速瓦解。弗朗西斯·福山在《历史的终结》中的主张，20年后成为一张废纸。

哈耶克在其《通往奴役之路》中哈耶克首先引用了墨索里尼的话：“是我们首先宣告，文明社会越是发达和复杂，就越要限制个人的自由。”对于哈耶克来说，问题的核心是，由谁来限制公众的自由？限制哪些方面的自由？在科学发展的现阶段，计划和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只能通过那些管理政府和计划的人来实现。但是这样一来，事情就绝不会仅仅限于“计划者”对每个人在经济方面的控制。换句话说，因为集体主义本身要求设计整个蓝图和路径，因此政府涉及的面必须非常之广泛，这就带来两个问题。第一，政府计划的落实强烈依赖专家的知识和能力；第二，因为议会需要对太多的问题取得共识，因此反而无力承担这样的指责，因此议会的权力往往倾向于集中到少数人手上。当议会只能对计划的整体提出同意或反对意见的时候，它最多就只能决定谁掌握最高的专断权力。哈耶克在后来写道：“不论是谁，一旦掌握了全部经济活动的控制权，也就掌握了我们生存的命脉，从而就有力量决定……我们所追求的其他方面的价值以及替我们安排这些价值的优先顺序，进而让我们相信我们应当为什么样的目标而生活和奋斗。”哈耶克深信：“我们选择的自由，就一个竞争社会而言，依赖于这样的事实，若某人拒绝满足我们的愿望，我们可以转而与另一人谈判。但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了我们命脉的权威，我们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仁慈了。”哈耶克认定，在这种情形下，个人将丧失一项最宝贵的权利--自由思想的权利8。

哈耶克坚信，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以竞争来改善的计划经济，都会由于缺乏创新而变得效率低下。这是哈耶克不相信所谓“中间道路”会有效率的根本之所在。他根本不相信一个没有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，其经济会是有效率的。而在我看来，哈耶克这个论断或许只对了一半。

四、幸福而自由地拥有面包
自由，在罗尔斯的《正义论》中定义为自由权，这些自由权包括宗教自由权和思想自由、人身自由权和平等的政治权利。这一系列的自由将通过制度——立宪民主制来保证9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，提出所谓自由与面包的悖论，但我却认为二者可以不矛盾。

从现实出发，在现行的我们已经得到经济发展的面包了，而且事实上我们确实已经转向了对自由的追求上了。我很赞同罗尔斯的观点，自由权的实现无疑需要制度的保障，这是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，为每个人的平等利益着想的民主立宪制度。我们无在乎政府是否干预、无在乎干预的程度，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一个由大家一起决定的政府。

这也或许是东亚文化圈中所有国家所缺少的。在东亚文化中，大家已经习惯了对上层权力的服从、大家有一种“集体畏惧感”——自己是其中一员，但是始终怀疑自己在其中的地位——自己不是中心，所以对于所谓民主真的觉得无关紧要。所以，完全没有理由职责制度，一切都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——没有选择也是一种选择。

如何幸福而又自由地拥有面包？或许需要先明确，你有自由权这项基本权力。

参考文献
[1] 郑永年. 从文明的角度把握中国的未来.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. 2016
[2] Mohamed A. El-Erian. 金融危机20年后：亚洲仍有5个教训可以告诉西方国家. 商业周刊. 2016
[3] 郑永年. 亚洲的崛起和亚洲价值观.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. 2015
[4] 徐建国. 从克鲁格曼的预言说起.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. 2012
[5] 杜小安. 亚洲价值观与东西文化冲突. 武汉大学. 2011
[6] 莫倩云. 东亚奇迹的教训与反思. 2010
[7] 刘伟 蔡志洲. 走下神坛的 GDP: 从经济增长到持续发展 P134. 中信出版社. 2006
[8] 李明辉. 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. 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. 2005
[9] 梁元生. 李光耀的“儒家价值观过时论”浅说. 新加坡文献馆. 2005
[10] 约翰·罗尔斯. 正义论.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. 2001
[11] 哈耶克. 通往奴役之路.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. 1997
[12] 金大中 徐漪. 文化就是命运吗——亚洲反民主价值观的神话（答李光耀）.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料学文摘. 1995
[13] Paul Robin Krugman. The Myth of Asia's Miracle. 1994
[14] 东亚奇迹之迷——世界银行对东亚8国经济调查报告. 经贸世界. 1994
[15] 弗朗西斯·福山：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. 1992
[16] 维基百科. 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)
[17] 潘伊宁. 要地上的面包，也要天上的面包(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27659821)

郑永年：亚洲的崛起和亚洲价值观. 2015 ↩︎
弗朗西斯·福山：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. 1992 ↩︎
郑永年. 亚洲的崛起和亚洲价值观. 2015 ↩︎
李明辉. 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. 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. 2005 ↩︎
梁元生. 李光耀的“儒家价值观过时论”浅说. 新加坡文献馆. 2005 ↩︎
Paul Robin Krugman. The Myth of Asia's Miracle. 1994 ↩︎
刘伟 蔡志洲. 走下神坛的 GDP: 从经济增长到持续发展 P134. 中信出版社. 2006 ↩︎
哈耶克. 通往奴役之路.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. 1997 ↩︎
约翰·罗尔斯. 正义论.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. 2001 ↩︎